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如期发布了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4%，既低于2012年、2013年同期的8.1%与7.7%，也低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7.5%的目标；CPI同比上涨2.3%，涨幅同比回落0.1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回落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6%，增速低于2012年、2013年同期20.9%的水平，也低于2013年19.3%的增幅。

　　历来的一季度数据发布都是社会关注的重点，而今年的一季度数据更加引人注目。数据尚未公布，多家机构就纷纷预测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将低于7.5%，约为7.2%—7.3%。实际上，在此之前发布的其他相关数据已经预示了一季度经济增速的不乐观。不过，一季度经济7.4%的增幅虽然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20个季度的增长率新低（2009年一季度为6.1%），但也略好于市场预期。从就业、收入、物价这些指标来看，总体上仍在合理区间。从全世界范围来讲，7.4%的速度也是比较高的速度。总体来看，一季度经济数据是现阶段我国经济成长特性的综合反映，是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的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主动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面对如此的经济形势，高盛预计决策层将在未来数周内继续推出刺进经济总需求的政策举措。虽然央行至今还未出台任何重要的政策举措，但金融已经对经济下行做出反应。来自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2月，固定资产投资额、房地产开发累计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7.90%、19.30%，增速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3.3和3.5个百分点。但是3月的社会融资额却超出了预期，社会融资规模从2月的9387亿元人民币增长了两倍多，至2.07万亿元人民币，较之前1.85万亿元人民币的预测高出约12%。这是自2013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

　　从全国看，地方稳增长政策已经纷纷启动，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情况没有改变，近日不少地方政府发布重点项目清单或投资计划。据粗略统计，目前已有广东、海南、天津、江西、贵州等五个省份公布今年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投资额分别达36658亿元、17950亿元、8231亿元、6000亿元、2499亿元，投资总额超过7万亿元。但投资结构有所改变，涉及民生、环保和结构调整的项目在增加，预计这些措施会对今年的经济增长产生有力的支撑作用。从前两年的经济运行看，一般都呈现“先低后高”的格局，最终实现了全年经济的平稳增长。

　　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而转为下降已经是一个必然趋势。许多统计数据也已证实经济潜在增长率已有所下降。应该说，对于这一点目前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各方的分歧点在于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判断，即目前7%—8%的增长率是现阶段的一个均衡增长率，还是经济增长率会在未来若干年持续下降。例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预测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20年仍保持7.5%—8%的年增长率。而其他经济学家的判断则有所不同，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主管沙默称，5年前，中国1美元投资能产生1美元附带GDP，现在需要将近5美元才能产生相应的GDP。中国债务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让人忧虑。韩国、日本等国发展到与中国工业化类似的阶段时，GDP增长下降到了5%—6%。当然，简单地对比增长率很可能没有意义，因为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期，没有完全的可比性，即使在对比类似的发展阶段时，也要看到其面临的增长条件与环境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判断中国经济未来是否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比预测特定的增长率更具有实际意义。

　　从国际比较看，在人均GDP跃过中等水平后，其经济是否可持续增长的正面与反面情况都不乏其例。其正面案例有日本、新加坡、韩国，这些国家根据发展阶段，及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换增长动力，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转型升级，一跃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反观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经济起飞后由于不能有效地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在后期乏力，甚至出现经济增长的反转，始终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拉美陷阱”已经成为告诫后发国家如何实现发展的一个代名词。从我国的情况看，自“十二五”规划以来，虽然经济增长率已经回落到一位数的中高水平，但经济增长总体平稳、可控。应该说，我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是有条件的。我国经济体量大，市场空间广阔，尤其是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60%以上，人均GDP刚刚达到5000多美元，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带来的增长潜力巨大。未来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与增长点。当然，制约可持续增长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产能过剩、各种金融风险、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环境污染等都应当有效应对与化解。

　　谋划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时，应当顺应新形势下的新特点，寻求新阶段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要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第一，以保就业确保经济平稳转型。

　　依据生产函数理论，经济产出与就业正相关。当经济下滑时，就业不可避免会受影响。对政府而言，经济下滑对就业的负面影响甚至大于经济下滑本身，因为失业增加会带来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因此，未来确保就业是顺利推进经济平稳转型的关键。就业是民生之本。保住了就业就可以使政府在经济回落时不必担心一定要刺激经济。“十二五”规划以来，我国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总体上保持了较好的就业形势。2013年，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创历史新高。2014年的预期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已经超过300万，比去年同期继续增加。由于产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的作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已经小于过往时期。

　　当然，保就业是稳增长的重要目的和惠民生的基本内容，未来还是应当一如既往地以保就业确保经济平稳转型。一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国际经验证明，服务业能够比第一、第二产业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对于增加就业无疑是一个有利因素，但这一比重距离发达国家大约70%的平均水准还有相当差距。随着第三产业比例的提高，新增就业岗位的提升空间潜力巨大。二是实行更积极就业政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鼓励创业。新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2013年底到期的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政策，延长至2016年12月31日，并加以完善。首先是取消享受优惠政策的行业和人员范围限制。其次是提高征税扣除额上限。对从事个体经营或企业吸纳就业的，除国家给予定额税收扣减外，地方政府还可按规定再给予比过去更大的税收优惠。再者是增加扣减税费种类，把地方教育附加纳入减税范围。最后是简化程序，将税收优惠政策管理由审批改为备案，努力营造更好的创业就业环境。预计上述政策必将对促进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以调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已进入提质增效升级的新阶段。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过程看，是经济增长实现动力转换的重要抓手；从结果看，是经济增长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体现。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继续取得新的进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9%，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比第二产业增长速度高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要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高3个百分点左右。未来仍然需要从以下方面继续着力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一是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支撑作用，信息革命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灵魂。数字化、智能化是工业未来发展的支柱与方向，而数字化、智能化离不开信息化的支撑。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正成为一种全面、动态、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信息化产业已成为新时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重塑全球化时代国家产业竞争新优势的“利器”。

　　二是制造业服务化，伴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与升级，现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日益深入。这种融合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业向制造业的渗透，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直接作用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制造企业服务化”可以使许多传统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整合原有的业务，形成了新的业务增长点，提高整个产业链运营的效率，增加企业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最终由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提升企业与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三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5%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要沿着改造提升传统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的支柱产业、积极发展具有潜力的新兴产业等3个方向，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培育优势产业，建立以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为龙头、以效益为主线的产业分布结构。在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第三，以城镇化实现全面均衡发展。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前提与基础，城市化是工业化的拓展与延伸。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的演进落后于工业化的进展，城市化水平落后于一些人均GDP与我国大致相同的国家。城市化的滞后使得工业化的成果不能惠及社会各个阶层，不能完全释放以推动整个国家的全面均衡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了三个需要着重解决好的问题，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问题，并强调各地要推进城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住建部最近表示今年将投入1万亿元人民币用于改造棚户区，该计划涉及超过475万户家庭。据报道，全面启动的“新型城镇化”项目计划到2020年让1亿农民在城镇落户。国务院最近表示：“城镇开发和城镇居民消费增加后，到2020年最高有望创下50万亿元人民币的内需。”

　　近一个时期，源于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的“明斯基时刻”一词频频被用于预测中国经济未来走势。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若干“明斯基时刻”的典型特征。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有多个城市爆出房屋降价现象。截至2月底，M2余额已经达到113万亿元，较10年前翻了5倍多，M2与GDP比重激增至200%，在所有统计国家中高居前列。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与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巨大风险的确值得认真应对，但中国经济总体上还是健康良性的，未来可持续增长也孕育着巨大潜力。当然，潜在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可能性。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一个新旧增长点的转换时期，支撑以往时期经济高增长的旧动力已经逐渐消失，或是不再需要的。而推动未来时期经济平稳增长的新动力还在培育之中，转换时期的均衡增长点尚未形成。应该说，十八届三中央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部署下一个十年的改革，着力推动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相信在各领域改革措施的协调推进下，经济增长的活力必将被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会不断涌现。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合意的增长速度，预言中的“明斯基时刻”是完全可以避免的。